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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女人逃离家庭时,她在逃离什么

Martin 抛开书本AsideFromBooks
2024-10-04




随着中秋的到来,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走进大众的视野,正如这部电影的原型故事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一样,这部电影也引起了一众女性观众的共鸣。


很多人开玩笑的表示,“姜武饰演的父亲还不够好,应该让我爸去演”,更有女性观众带着母亲去观影,影片结束后母女两人相视而沉默。



文:Martin

编辑:余佳妮

责编:万年

策划:抛开书本编辑部


片中的李红,在五十六岁的年纪,毅然决然地离开家庭,自驾游,开直播,她活成为了无数中年女性梦想的样子。


而在她这次“出走”的背后,我们再次看到了国内社会千万女性无声的痛苦,她们被禁锢,被消耗,被无视,而这些矛盾的源头都指向家庭,一个被粉饰的童话,一个为女人设置好的陷阱。


影片中,李红有两次出走,一次成功,一次失败。她出走的决心从来不是中年时凭空冒出的念头,而是少女时期就有的渴望。


她跟自己要好的高中同学一起坐在卡车上,梦想着考上大学,环游世界,但是这个美梦在她回家的那一刻就被狠狠地击碎了。父亲逼迫她去打工养家,只为供弟弟娶妻,家庭对她的压迫,从她生为一个女孩时就开始了。


所以她的第一次逃离,是通过婚姻逃离压榨自己的原生家庭。但是令她想象不到的是,这是另一个困住她的牢笼。


家的定义是什么?对于孙大勇来说,他在家只要一声吆喝,就有一碟醋端到他的面前,在家打乒乓球不用顾忌,因为会有人捡起散落一地的球。


但是对于李红呢?家是洗不完的碗碟,晾不完的衣服,换不完的尿布,这些活计有一个轻飘飘的名字,叫做“家务”。听起来无关紧要、无足轻重,但是成千上万女人的一生,就在这些琐碎的、磨人的、毫无意义的事中全部消耗掉了。


片中有一个镜头,李红在晾完衣服后,久久地靠在门框上休息,她的世界突然变成了黑白的。她向外望去,只能看到被窗户栅栏切碎的天空。在这一刻,李红的虚无感达到了顶峰。


《让娜·迪尔曼》


香特尔·阿克曼的电影《让娜·迪尔曼》中,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观影堪称一种痛苦的折磨,因为我们被迫不停地重复让娜单调的日常生活,洗碗、擦鞋、叠衣服……


当这些家务被真实地搬上银幕时,我们才意识到家务有多么的令人难以忍受。影片几乎没有移动镜头,固定的机位,中全景的景别选择,让观众看不清让娜的表情,只能看到她不停地劳作。


整洁的房间里无不透出一种扭曲的秩序感和压迫感,女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像是被装进盒子里的人,在一个囚笼里一刻不停地忙碌着。这样一份辛苦的工作,报酬又是多少呢?答案是,零!


这样一来,女性逃离家庭就变得不难理解了。她们逃离的是无休止的奴役,被忽视的无偿劳作,和逃离奴隶主的黑人没什么区别,只不过她们的奴隶主披着爱情的面纱。


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,人类从匮乏的生产力中解放出来,让男性工人能通过雇佣劳动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。但是却将女性排除在外,将她们在家庭中的劳动定义为无偿劳动。


她们生育、养育下一代劳动者的工作被冠上了“伟大”的光环,但是社会从不向她们伸出援手。


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,就是近代新的父权制度的建立。而在当下,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高度发展,这种父权制度又更加异化,给女性带来了新的困境。


这种困境,在电影中,主要表现在李红的女儿孙晓雪身上,她嫁给了一个“爱她疼她”的丈夫。而在生下孩子之后,她发现这种“疼爱”是让她在家带孩子休息休息;是给她买潮妈生活馆不伤孩子皮肤的衣服;是不得不请假导致丢掉工作。



她痛苦又迷茫,却找不到症结所在,她只能感受到生活在慢慢崩塌。她就像韩国电影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中那个做了母亲之后就感受到世界离她远去的金智英一样,不得不接受社会强加给母亲的一系列要求。


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


金智英也有一个“疼爱”她的丈夫,这个男人不冲她发脾气,会“帮”她做家务,但是当面对刚出世的孩子必须要有一个人辞掉工作时,丈夫耐心的跟她讲道理,自己挣的比她多,所以理应是金智英辞掉工作,而金智英对此无可反驳,因为这是看似最“公平”的选择。


实际上,这正是当今多数职业女性在建立家庭之后面临的困境。因为父权制的社会尽管让女人参与了雇佣劳动,她们也只能做些简单的,不那么重要的工作。


女人们被管理层的男性认为不具备领导和管理能力,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女性的平均薪水比男性低——因为她们的至今为止的全部权利,是那些将她们的权利剥去的男性施舍给她们的一些边角料。


女性在雇佣劳动中不得不低自己的丈夫一头,丈夫就因此心安理得地让她在家继续做那些无偿劳动


当下的职业女性,变得比奴隶更加奴隶,因为她们不再仅仅被希望承担家务劳动和生育付出,还要承担雇佣劳动


做不到这些的女人就成为丈夫眼中的“懒虫”,就像李红一样。她的丈夫从不把她的家务劳动视作一种劳动,而是一种天职,甚至在她不合他心意时,就对她恶语相向。


而更可笑的是,孙大勇试图通过夫妻俩平分生活支出的方式显示他们的“平等”,实际上这是他对妻子的又一次剥削。


“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”在纽约的一次会议的海报


在20世纪70年代,玛利亚罗莎·科斯塔谢尔玛·詹姆斯首次提出家务劳动有偿制,并在欧洲掀起了家务有偿化运动。但是在六十年后的今天,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无偿劳动的讨论声音依旧不成气候。


这种女人对自己的劳动索取报酬的行为被称作“拜金”,甚至男性至今认为这些“拜金女”是在为自己的性标价,而非自身的劳动价值。


大部分人依旧没有意识到,资本制度实质上就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上,只有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,共产社会才有实现的可能性。


时至今日,这部《出走的决心》终于将女性的家务问题摆上了台面,让更多的中国女性意识到:劳动从来不应该被打上“家”的标签而无偿付出,更不应该期待一个男性能够放弃自身既得利益分担女性的家务劳动。


当女性不再拘泥于爱情和家庭的谎言向前看时,才会发现天地原来如此广阔。


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


在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袭来之际,女权主义者们提出了一句口号:“个人的即社会的”。


女人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个女人自己的问题,而是全部女性的问题,是这个社会的问题。


意大利工人主义女权运动示威


中国社会中有千千万万个女人叫做“李红”;韩国社会中有千千万万个女人叫做“金智英”;欧洲社会中有千千万万个女人叫做“让娜”——她们面对着同样的困境,过着同样的单调无味的生活,受到同样的令人不堪忍受的剥削。而这部电影的意义正是让世界能够看到她们,聆听她们,感受她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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